马敏在《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上撰文指出，在近些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我们大致可以观察到四种日趋明显的历史观。 　　更趋精细的历史观。同那种将传统与现代、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等截然二分的史观不同，更趋精细的历史观主张以一种更为精细的观察视角，通过对史实的细致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这种趋于更为仔细的观察和更为精致的描绘的史观，关注在丰富事实基础上对历史细节的重建，以最终达到历史真相之再现。柯文等“中国中心观”论者强调区分和特殊性，何伟亚等后现代主义者强调对“多种参差多相的力量之间的关系网络”的关注，殊途同归，十分接近，预示着本世纪历史研究的走向，实不容忽视。 　　长程的历史观。从“大历史”观出发，注重对长时段历史的考察，时下已不再只是一种观念，而且已外化为具体的史学实践。长程历史观的一个长处，便是能够在较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从而进入所谓“总体史”研究的新范式、新境界。在世纪交替、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正加速推进的今天，如何做到“通古今之辨”，重视对长期历史演变和社会结构转型规律研究，重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连续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对吸收先进的史学思想，构筑跨世纪的新型史观亦极具提示意义。 　　内部取向的历史观。不容否认的是，在重视西方影响的前提下，调整视角，从中国自身历史进程的角度观察中西互动，一定可以看到过去所忽视的一些历史面相，发现更多的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问题。这已成为一种颇值得注意的史学研究新潮流。所谓“中国视角”，即站在中国自身立场，从中国历史的继承性方面，从中国内在自身规定性方面，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可变性与不变性方面，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所得到的结论必然有所不同。 　　总体的历史观。无论中西，现代史学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总体史”既是“新史学”建构的目标，也是“新史学”的研究范式。作为研究范式的“总体史”它追求的是层累结构的丰富性和范式转换的多次性、多样性，不能局限于现有的某一典型范式或终极范式。“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预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