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千金轮察克喇瓦儿迪·薛禅合罕”，而俺答汗则尊封琐南坚措为“斡赤儿·答喇·达赖喇嘛”。[3](448)琐南坚措为了提高俺答汗的地位，把他说成是忽必烈（元世祖）再生，而俺答汗说琐南坚措是八思巴的转世。

　　黄教传入蒙古以后，在统治阶级的极力推崇和倡导下，其宗教神权思想很快成为蒙古社会的统治思想，使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宗教化。蒙古世俗统治者们大力倡导和发展佛教事业。在短短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黄教寺院由右翼扩展到左翼，进而遍布蒙古各地，而且寺院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和扩大，喇嘛人数剧增。

　　在藏传佛教传入和发展的过程中，蒙古新一代知识分子也成长起来了。同时藏族历史文化知识大量传播进来了。这些大多数都出身于寺院喇嘛的知识分子，基本上精通藏、蒙两种语言，有的还懂汉语，并且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17世纪蒙古编年史可能都出自这些受黄教思想熏陶的寺院喇嘛或至少受到藏族宗教文化影响的蒙古知识分子之手。

　　他们适当吸收藏族历史文化的成果，开始用佛教世界观和历史观来改写蒙古历史。在黄教思想意识处于至高无上，并支配一切的蒙古社会，必然产生充斥这种思想的作品。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周清澍等学者曾指出：“如果封建主的权力和地位能够从当时人人信赖的喇嘛教教义中得到论证，那对于他们在意识上麻醉人民是最有利不过的事了……所以他们很自然地采取宗教化历史的形式来贯彻自己的阶级意图。”[6]留金琐先生也指出：“佛教学说被蒙古统治阶级所接受，并成为统治的思想意识。……佛教的世界观成了蒙古民族历史编纂学的基本史学观。”[7]

　　蒙古史家们为了达到宣扬佛教的目的，不惜歪曲历史，把蒙古历代大汗加以神化，有的还说成是佛教的所谓“转轮王”。他们用佛教历史观来改写历史，并用它来解释蒙古历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和现象。佛教世界观和历史观是撰写这些史书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因此这些蒙古编年史无不深深地打下黄教思想的烙印。张尔田在《蒙古源流笺证》序言中说：“其书……以喇嘛佛教为纲，以各汗传统之世系为纬。”[8]

　　17世纪蒙古编年史，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深受黄教影响。在内容上，蒙古史家们，把蒙、元时期的史实改写成宗教传说故事。甚至编造了所谓印、藏、蒙同源论这一新的史学模式，把蒙古人的祖先追溯到青藏高原的吐蕃乃至古印度。这样，早期蒙古人传说中的成吉思汗祖先孛儿帖·赤那就变成了一个具有古印度黄金氏族血统的吐蕃王子的后裔。

　　他们把黄教传入蒙古时才流行的佛教名词，诸如“转轮王”、“五色四夷”等往前推到蒙、元时代。他们千方百计神化成吉思汗、忽必烈等著名的蒙古大汗，把他们说成是佛经中出现的古印度“转轮王”。在他们看来，成吉思汗是古印度摩诃三摩谛王（众敬王）的化身，窝阔台是印度王的儿子。成吉思汗受佛祖释迦牟尼之命降生人间，而忽必烈则是由吐蕃喇嘛施缘而诞生的菩萨化身。更有甚者，他们把成吉思汗征服西夏的史实完全改写为成吉思汗与夏主失都儿忽变法斗术的宗教传说故事。

　　他们大写特写佛教如何在蒙古地区弘传，无非是要证明佛教在历史上具有与世俗权力相等的地位。

　　当然，蒙古史家如此宣扬黄教本身有其政治目的，无非就是抬高俺答的政治地位。因此，俺答汗、忽图黑台·切尽黄台吉等都被神化了。俺答被说成是忽必烈转生，切尽黄台吉则被说成是古印度最早皈依佛教的国王频婆娑罗。对俺答汗来说，其意图在于通过抬高自己，名正言顺地掌握蒙古的大权。史家们利用佛教的转世论，借三世达赖喇嘛之口，将俺答汗加以神化，而将忽图黑台·切尽黄台吉描述为骑虎的神将。[2](402-405)值得一提的是，蒙古史家们提出所谓蒙古史上三个有名的“转轮王”，即成吉思汗、忽必烈、俺答汗（除此之外林丹汗也有转轮王的称号），这不仅仅是宣扬黄教的宗教需要，也是突出右翼蒙古首领俺答汗的现实政治需要。可以说，没有俺答汗的强大和他在东蒙古的争霸，也就不可能有如此强调右翼蒙古作用和地位的作品。在这方面《蒙古源流》尤为突出。至于诸书所写的有关三世达赖喇嘛如何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以及四世达赖喇嘛因前世善缘诞生在俺答汗家族的记述等等，诸如此类的写法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