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还用佛教历史观去解释蒙、元以至北元蒙古的全部历史，始终把佛教放在与世俗政权相等的重要位置，强调所谓“两种原则”，即汗权与宗教并行的原则是历代蒙古汗王必须遵循的施政方针。凡是蒙、元，乃至北元蒙古时期，太平盛世都是这一原则被贯彻好的时期；反过来，政局动荡甚至失去汗权恰恰是没有实行好或干脆丧失这条原则的结果。因此，他们把元朝的灭亡归结为乌哈笃汗妥欢贴睦尔撵走其供奉的喇嘛。

　　他们还用佛教因果轮回学说解释蒙古历史。如元朝的灭亡是八思巴喇嘛早就预言了的事情，又把蒙古最后一位大汗林丹汗的败亡说成是五百年的幼数。这些都具有浓厚的佛教因果学说和宿命论色彩。

　　在史书的编纂形式上，17世纪蒙古编年史大多都采用佛教世界观——印度王统——西藏王统——蒙古历史四段式的固定写法。四部蒙古编年史除了佚名《黄金史纲》之外，其他如罗桑丹津《黄金史》、《黄史》和《蒙古源流》都有完整的四段式的写法，即先说宇宙人类的起源，然后叙述印度、西藏的王统，再记述蒙古历史。这是17世纪蒙古编年史在体裁上的重大变化。这说明17世纪蒙古编年史，无论内容还是体裁上与第一部蒙古编年史《元朝秘史》有很大的不同。已有学者以《蒙古源流》为例，指出17世纪蒙古编年史的四段式的体裁是如何形成的。[6]这种四段式的写法毫无疑问是受藏传佛教影响的结果。诸蒙古编年史或多或少都受到西藏高僧撰写的纯粹宗教性作品的影响。陈寅恪先生认为元代高僧八思巴的《彰所知论》是最早采用四段式固定写法的作品。[9]另外，固什绰尔只所著《本义必用经》[10]及切尽黄台吉所修订的《十善福法门白史》[11]，对《蒙古源流》的四段式体裁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17世纪蒙古史家们把蒙古历史看做整个佛教传播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以佛教传播史为编年史的一条主线，把全书主要内容贯穿起来。作者们出于这个需要，大多都采用这种四段式的体裁。这是诸编年史要突出的佛教内容所决定的。

　　诸编年史在形式上受黄教影响的另一个显著表现是这些史书卷首、卷尾大多都有充满佛教色彩的祝福词或训诫诗句。两《黄金史》、《蒙古源流》都有类似的卷首祝福词，甚至《蒙古源流》卷尾还有与正文内容无直接关系的长达79节的格言诗。此格言诗不少版本未附。普齐科夫斯基曾指出：“17世纪蒙古编年史卷首的崇拜词和卷尾的祝福词，都有明显的佛教性质。”[12]

　　除此之外，蒙古史家们还直接因袭藏籍或利用了某些藏文史料。诸蒙古编年史受到藏籍的影响很明显。如罗氏《黄金史》、《蒙古源流》均记载了西藏噶玛派高僧噶玛拔希，在蒙哥汗统治时期来到汗廷，并忽必烈称帝后与萨迦派的八思巴喇嘛斗法的故事。蔡巴·贡噶多吉所著的《红史》就有类似零星记载。(13)(80-83)尽管《红史》没有记述这两位高僧斗法的故事，但所载忽必烈时期噶玛拔希失宠受罚，后又与八思巴法座相平，不分上下的内容，说明二人在忽必烈时期为了争夺蒙古皇帝的宠信而进行一番斗争是可信的。由此可以断定，蒙古文史书的这段内容来自早期藏籍无疑。

　　诸蒙古编年史所记阔端因患足疾邀请萨迦·班底怛一事，相关早期藏籍也有记载。《萨迦世系史》说阔端身染重病，萨班为他做了狮子吼菩萨仪式，治好了他的病。[14](83)所谓龙病是一种皮肤病，迷信说此病皆因龙毒所致，故称龙病。这与波斯文史料相吻合。就阔端曾患病一事，拉施特《史集》说这是因为法迪麻施了妖术。

　　诸蒙古编年史受藏籍的影响，任意更改蒙古大汗的在位年次。《黄史》、《蒙古源流》还误认为阔端为大汗，因此缩短窝阔台合罕和贵由的在位时间。而贵由在位六个月的说法可能来自藏籍。[13](26)周清澍先生指出：“明代蒙古人自有一部元代帝系传次、生、卒、即位年的原始记录，西藏记载传入后，为了与之吻合，往往不惜更动固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