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邦友 [2003-1-30 20:24:57] 

【内容提要】本文从岭南高僧、官僚士人及商人三个群体入手，简略考察了六朝时期佛教在岭南传播的情况。笔者认为，六朝时期岭南的高僧有着流动频繁、重译经创寺而不重佛教义理探讨的特点；岭南的官僚文人热心佛教的较少，而岭南商人则由于在从事海外贸易的过程中，最早接触佛教，对佛教在岭南的传播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商人阶层信奉佛教，主要出于功利目的。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当时岭南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不是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上岭南地区传统的务实精神的影响，使涉足岭南的中外高僧难以长久停留，也使佛教在岭南地区难以向上流社会推进。

【关  键  词】六朝/岭南/佛教/官僚士人/商人

　　六朝时期，佛教在岭南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但由于岭南地区特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环境的影响，这个时期的岭南佛教深深烙上了岭南的标记，出现了一些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现象。本文拟就此谈点粗浅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　僧人的主要业绩及其频繁流动

　　六朝时期，中外高僧纷纷涉足岭南，而岭南本土也出现了一些高僧。与本土高僧相对应的外来高僧包含外国高僧和非岭南籍的国内高僧。外国高僧有由海路来的，也有由陆路来的。著名的有西晋时的耆域，东晋时的昙摩耶舍，刘宋的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功德贤），梁朝的菩提达摩、求那僧伽跋多（智药）、拘那罗陀（真谛）等，国内高僧则大多由北方南下，著名者有东晋单道开，刘宋法勇、释昙弘、释昙超、释法安、释道亮、释智林、智斌、释法愿，梁朝释宝唱、智恺、慧恺等。岭南本土也出现了一些高僧，如孙吴时的康僧会，南齐时的释慧敏、释法献，梁陈时期的智敷等。（注：参见胡守为：《岭南古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4-369页。）六朝时期来到岭南的外国高僧对岭南佛教的贡献主要是译经和创建寺院。自西晋泰始二年（266年）外国沙门强梁娄至（真喜）在广州译出《十二游经》之后，来广州译经的外国高僧代有其人，贡献最大者当推名列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的拘那罗陀（真谛）。广州也因出经众多，而成为当时全国译经中心之一。到达岭南的国内高僧主要是协助外国高僧译经以及讲经说道、创建寺院。如释道亮于元嘉末年（453年）被徙往岭南，与弟子十二人“讲说导众，化陶岭外”。（注：慧皎：《高僧传》卷七“释道亮”，中华书局，1992年，第286页。）陈朝时智恺、僧宗、法忍等协助真谛等译《广义发门经》、《唯识论》、《摄大乘论》等经，智恺并宣讲《摄大乘论》和《俱舍论》。

　　这时期岭南本土高僧对岭南佛教发展的贡献主要是创建佛寺、营造塔像及一般性的弘法活动。如南朝齐时的释慧敏常以福业为务，“凡所之造，皆兴立塔像，助成众业。后还乡，复修理云峰、永安诸寺。后被敕为僧主，训领有功”。（注：慧皎：《高僧传》卷十三“释慧敏”，第487页。）再如释法献，南齐广州人。“始居北寺，寺岁久凋衰，献率化有缘，更加修葺，改曰延祥，后入藏微山创寺”。（注：慧皎：《高僧传》卷十三“释慧敏”，第487页。）六朝时期岭南本土高僧兴趣不在佛教义理的探讨上，而是在兴建寺院及一般的弘法活动上，因而，这就使得岭南本土没能产生出精于佛理的高僧。《广东通史》云：“尽管多有西土及本国岭北名僧到来译经传道，而广东本地还是少出深研经典，精通佛理的高僧”。（注：方志钦、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广东高教出版社，1996年，第409页。）广东如此，六朝时岭南其他地区也大致如此。

　　国内高僧中虽有一些精于佛理的人到达岭南，他们在岭南讲经说法，如上述之释道亮、智恺及刘宋高僧智斌、慧琳等，但释道亮、智斌、慧琳都是被贬徙岭南，慧琳著《白黑论》，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