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乖于佛理”，（注：慧皎：《高僧传》卷七“释道渊”，第268页。）远徙至交州，又且他们在岭南时间不长，这些都限制了他们与岭南官僚士人深入交往及对佛理的研讨。对佛理进行深入探讨，必须融合儒玄，而外国高僧初达岭南，言语不通，一般只能从事译经工作。如此一来，佛教在岭南的传播就不会走上以建业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道路——重视佛理的探讨。当然，这跟岭南地区的官僚士人也有极大的关系，容下详述。

　　六朝时期涉足岭南的高僧不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存在着流动频繁的现象，从海路而来的外国僧人，在岭南登岸后，大多会继续北上，他们或是经过短暂休整后即北上，或是在岭南译经、创寺、弘法数年后再北上。如求那跋摩于元嘉年间到达广州，宋文帝即敕州郡，令资发下京。求那跋摩在路经始兴时“经停岁许”，创建灵鹫寺，宋文帝又下旨催促，遂于元嘉八年（431年）正月达于建业；（注：慧皎：《高僧传》卷三“求那跋摩”，第107页。）再如求那跋陀罗元嘉十二年（435年）至广州，剌史韦朗（一说车朗）上表奏闻，宋文帝于是遣信迎接，遂至建业。（注：慧皎：《高僧传》卷三“求那跋陀罗”，第131页。）又如昙摩耶舍于晋隆安（397-401年）中，初达广州，在白沙寺译经弘法，义熙（405-418年）中，仍以90余高龄，北上长安。（注：慧皎：《高僧传》卷一，“昙摩耶舍”，第42页。）在岭南停留时间较长，且卒于岭南的真谛。其初达岭南时，也曾应梁武帝之请，北上建康，因遇侯景之乱，辗转东南各地后，欲回楞伽修国，但因风飘还广州，遂终老于岭南。（注：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拘那罗陀”（见《高僧传合集》第109-110页）。）真谛死后，其弟子又多散走各地。

　　国内的高僧到达岭南后，也大多是在岭南停留数年后，又转往他处。如前述释道亮、释智林师徒12人于元嘉末年被徙往岭南，他们在岭南停留了6年后于大明中回到建业。又如释法愿，于元嘉三十年（453年）随宗悫出镇广州，被奉为五戒之师。孝建三年（456年），宗悫改任南预州剌史，法愿也离开了广州。（注：慧皎：《高僧传》卷十三“释法愿”，第517页。）

　　出生于岭南的僧尼，也有北上的。如康僧会，于孙吴赤乌十年（248年）到建业，创建初寺，后终于建业。（注：慧皎：《高僧传》卷一“康僧会”。）再如释慧敏，南朝齐南海人，“少游学荆楚”。（注：慧皎：《高僧传》卷十三“释慧敏”，第487页。）又如女尼慧琼，本姓钟，广州人，住广陵南安寺。（注：释宝唱：《比丘尼传》卷二“慧琼”，（见《高僧传合集》第96页）。）

　　僧人的流动，本是一件平常的事，但岭南地区流动范围广，有中外的流动，有国内南北的流动；有正向流动，又有反向流动。流动的频率也高，一般情况，僧人在岭南不过停留数月至数年。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地区还是少见的。并且如中原及江南僧人的流动往往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如战争、统治集团的内乱及毁佛等引起，而岭南高僧的流动基本上不是由上述原因导致的。

　　岭南高僧流动性强是与六朝时期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岭南不是政治中心，经济文化又比较落后，就佛教传播的大环境而言，比不上中原及江南地区。高僧们为了求得更好的传教环境，自然会流动，中原及江南地区凭借着皇帝及官僚士大夫的政治权力与经济势力，把众多的中外高僧吸引了过去。但岭南毕竟是海外高僧率先登岸之所，这对北方高僧自然有较大的吸引力，加之北方多事，所以北方高僧常常南下求经问道。

　　高僧的频繁流动，一方面强化了岭南地区在佛教传播中所起的沟通内外的桥梁作用，另一方面也使岭南佛教的发展缺乏如庐山慧远僧团那样稳定的重心。

　　　　二　岭南的官僚士人与佛教

　　通观整个六朝时期岭南佛教传播的进程，我们发现，岭南的官僚与士人，热心佛教的人不多。六朝时期，岭南官僚中最著名的奉佛者，首推陈朝的欧阳顾、欧阳讫父子，他们延请真谛译经讲学，对岭南佛教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岭南官僚中与佛教有关联的还有袁宏、张裕、蔡茂之、孔默之、宗悫、刘道锡、韦朗、萧勃等人。袁宏是东晋时的知名学者，性好佛理，他在南海太守任上，于兴宁元年（363年）与其弟永叔及沙门支法防共登罗浮山，见到卒于山中的僧人单道开遗骸及香火瓦器。（注：《高僧传》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