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道开”，第362页。）张裕，字茂度，吴郡人，家世事佛。张裕在东晋末任始兴相。当时正值卢循、徐道覆败亡，“廨宇焚烧，民物凋散，百不存一”。于是，他“创立城寺，吊死扶伤，收集离散，民户渐复”。（注：《宋书》卷五十三《张茂度传》，第1509页。）蔡茂之于元嘉六年（429年）前后任始兴太守。当求那跋摩奉宋文帝之请，由广州赴京途经始兴时，蔡茂之对跋摩“深加敬仰，时茂之将死，跋摩躬身往视，说法安慰”。（注：《高僧传》卷三“求那跋摩”，第107页。）宗悫，南阳人，宋孝武帝初出镇广州，携僧人释法愿南下，奉其为五戒之师。孔默之，鲁国人，他与女尼僧敬关系密切，元嘉六年（429年）任广州刺史时，携僧敬到广州赴任。僧敬在番禺30余年，“舍园宅施之者十有三家”，（注：《比丘尼传》卷三“僧敬”，见《高僧传合集》第979页。）创建众造寺。韦朗在元嘉十二年中天竺高僧求那跋陀罗从海上到达广州后，上表宋文帝，文帝遂遣信迎求那跋陀罗赴京。刘道锡于元嘉二十年（443年）任广州刺史，元嘉二十七年遭弹劾，罪状之一便是“乘辇出城行，与阿尼同载。”（注：《宋书》卷六十五《刘道锡传》，第1720页。）萧勃，梁武帝侄，先任定州（原郁林郡）刺史，后被陈霸先推为广州刺史。太平二年（557年）二月，萧勃举兵反叛梁元帝，越南岭北上，恰遇外国高僧真谛从豫章、新吴回始兴，于是萧勃便带着真谛北上。不久萧勃败死，真谛几经周折后，回到岭南。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其一，岭南官员热心佛教的人数较少。这固然与史籍文献的缺载有关，但大体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岭南官僚与中原及江东地区的官僚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有着不小的反差；其二，他们与佛教的联系基本上停留在浅层次上，没有做出有较大影响的事情。如袁宏性好佛理，对佛教理论很有研究，但在岭南，他与佛教的联系，见于记载的只是前述的到罗浮山凭吊已故僧人单道开；再如张裕，其家族几代都虔诚事佛，而张裕在始兴相任上，只是创建了一座寺庙；而宗悫携僧人释法愿南下，奉其为五戒之师，主要是因为相信释法愿善占卜相面，可以替其预测祸福。

　　东晋南朝时期，不少门阀世族世代奉佛，如琅琊王氏、吴郡张氏、陈郡谢氏、庐江何氏等大族均“奉佛教世世不绝”。六朝时期任职岭南的官僚，也有不少人出身于“世奉法言”的门阀大族，那么，这些官僚在岭南任官期间，对佛教的态度如何呢？到岭南后，与佛教保持着联系的，有前述袁宏、张裕、萧勃，但更多的似乎与岭南佛教没有瓜葛。如琅琊王氏，自东晋王导以来，“世奉法言”，代代不绝，而其族人如王琨、王励、王镇之、王僧孺等均在岭南任官，而史籍中却不见他们在岭南奉佛的记载，这难道只是历史的偶然？

　　耐人寻味的还有，一些家世奉佛的世族官僚，他们在岭南任职时，不见其奉佛或与僧尼交往的记载，但当他们离开岭南后到别处任职时，却不乏这方面的记载。如上述王琨，在宋孝武帝时任广州刺史，在广州任上，其与佛教的关系如何，史籍无载。但后来王琨返回健康，宋明帝临死，任其为会稽太守。在会稽期间，他与昙机法师交往甚密，请昙机居其祖父王荟捐建的嘉祥寺。（注：《高僧传》卷七“昙机”，第298页。）

　　与王琨类似的还有褚裕之、颜延之。褚裕之，字叔度。刘裕打败卢循，攻克广州后，以其为行广州刺史，义熙八年（412年）又加封都督交广诸军事、建威将军、领平越中郎将。他在岭南呆了4年，与佛教关系如何，史无记载。但他回京后，于义熙十四年（418年）与会稽太守孟ｙǐ＠①一起，请佛驮跋陀罗译《华严经》。（注：《高僧传》卷二“佛驮跋陀罗”，第73页。）

　　颜延之精通佛理，好与名僧交游，是南朝影响力很大的佛教信徒。景平元年（423年）他出任始安（今桂林）太守，元嘉三年（426年）征还京师，任中书侍郎。史籍中未见他在岭南期间事佛或与僧人交往的记载。但他返回京师后，极力推崇佛教。元嘉十二年（435年）求那跋陀罗到达京师，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