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带造门，于是京师远近，冠盖相望”。（注：《高僧传》卷三“求那跋陀罗”，第131页。）不久，竺道生到建业，延之与王弘、范泰“并挹敬风猷，从之问道”，（注：《高僧传》卷七“竺道生”，第256页。）又著《推达性论》，与宗炳一道反驳何承天的《达性论》和慧琳的《白黑论》，还与名僧释昙无成、释慧静，释慧亮等交游甚密，或“共论实相”，或互相推崇，或“眷德留连。”（注：参见《高僧传》卷七“慧琳”，第268页；“昙无成”第275页；“释慧亮”，第292页。）

　　岭南的官僚热心于佛教的不多，但信奉道教的却有一些知名人物，如汉末张津，东晋陶侃、鲍靓、葛洪，刘宋邓岳、程道惠、孔默之等。胡守为先生在《岭南古史》中论述甚详，此不赘述。

　　岭南的士人阶层在六朝时虽已形成，但势力很弱小，他们中也有一些人笃信道教。《粤大记》载有如下诸人：姚成甫，东晋时番禺人，“家虽贫而性耽山水，不为世事所婴，栖遁丘园，以服食自娱”；（注：郭ｆěｉ＠②：《粤大记》卷二十五，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35-736页。）卢度，字孝章，刘宋时期始兴人，“明《老》、《易》，知兵法，亦有道术”。后隐居庐陵西昌三顾山，永明末，卒于山中；（注：郭ｆěｉ＠②：《粤大记》卷二十五，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35-736页。）廖冲，字清虚，梁陈时期桂阳人，初以儒术知名，举秀才，曾任郡主薄，西曹祭酒。大同三年，结庐静福山而居，“托迹黄老，以炼丹服气为名，幽栖自适，不复知有尘俗事”。（注：郭ｆěｉ＠②：《粤大记》卷二十五，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35-736页。）

　　岭南的官僚与士人热心佛教的不多，是与当时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有密切关系的。首先，岭南不是南朝政治中心所在地，统治者将岭南地区视为贬谪流徙之地，大多数的士族官僚视任职岭南为畏途，到任后不能安于职事，一有机会，便想北返。此外，岭南远离政治中心，在对待佛教问题上，不必趋炎附势，唯皇帝及权臣马首是瞻。这些因素使得岭南官僚不会有大动作的事佛举动。其次，虽然岭南物产丰富，宝货众多，贸易发达，但岭南毕竟不是政治经济中心所在地，不是达官贵人辐辏之所。而到岭南任职的官僚，很多是冲着财富宝货而来，他们不愿将搜括来的财富施舍出来，这也是必然的。如前述孔默之在元嘉六年任广州刺史，携同女尼僧敬同到广州，但僧敬后来建众造寺，却不是孔默之一人之力，而由13家舍园宅建成。在这种经济背景下，我们就可以清楚岭南佛寺何以不能大兴。再次，六朝时期岭南文化事业比较落后，虽然岭南的士人阶层已经形成，但势力弱小。加之六朝时期以门阀选官，而岭南罕有门阀大族，这又挫伤了岭南士人的积极性，妨碍了文化的传播与提升。此外，岭南地区不尚玄谈，崇尚务实，从而使士人与佛理之间缺乏连接的桥梁。从北方南下的官僚，虽然有的家世奉佛，有的自己就笃信佛法，但他们对佛教的推崇，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佛理谈玄，二方同趣”。（注：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书店，1991年，第418页。）他们到岭南后，发现能与自己商兑玄学佛理的知音难觅，而自觉不自觉地疏远了岭南佛教。也正因为上述诸种因素的作用，所以岭南官僚面对高僧的频繁流动，甚少出面挽留。

【作者简介】丁邦友(1963-)，男，安徽潜山县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广州　510405）

作者：丁邦友 [2003-1-30 20:2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