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西域、敦煌出土的为数相当丰富的古代回鹘语佛教文献，是古代回鹘佛教研究的第一手也是最为重要的资料，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填补了西域佛教史研究的许多空白，可以说，回鹘佛教文献的研究，是20世纪西域佛教史研究中成果最为辉煌的领域。

【关  键  词】西域/敦煌/回鹘文献/佛教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域、敦煌出土了为数极为丰富的古代回鹘文文献，其中绝大部分是关于佛教的。这些文献填补了许多历史记载的空白，为古代回鹘佛教、历史、文学、语言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知的资料，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回鹘佛教文献的研究是20世纪西域佛教史研究中成果最为辉煌的。在世纪之交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回顾，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

　　西域、敦煌发现的回鹘文佛教文献，大部分都是译作，只有那些佛教头韵诗歌似可视为原始创作。从已释读的序跋来看，汉语、藏语、梵语、吐火罗语、粟特语以及龟兹语都曾为其原始语言使用过。

　　甘肃酒泉发现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是目前所知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回鹘文写本之一。根据写本的题记，该经抄写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抄经地点就是敦煌，这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晚的回鹘文写本。1910年由俄国学者马洛夫发现于酒泉文殊沟，现存圣彼得堡。拉德洛夫(W.Radloff)和马洛夫(S.E.Malov)以印刷体回鹘文字母出版了该《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注：见其所著《金光明最胜王经(Suvarnaprabhāsa:Sūtra  zolotogo  bleska)》（＝《佛学丛书(Bibliotheca  Bud-dhica)》第17种），圣彼得堡，1913～1917年。），其大部分内容又由拉德洛夫译为德语出版。此出版物是以大量的翻译和音标为基础的。该写本散失的2叶后被瑞典探险家贝格曼发现，现存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注：百济康义、罗伯恩(K.附图{B902b01})《斯德哥尔摩人种学博物馆收藏的两件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残叶(Zweiverirrte  Blatter  des  uigurischenGoldglanz-Sūtras  im  Etnografiska  Museum,Stockholm)》，载《德国东方学会杂志(ZDMG)》第132卷，1982年，第336～347页。）。

　　德国藏本，自1908年开始即已由缪勒刊布了第一、十六、十七等品中的部分内容（注：缪勒(F.W.K.Müller)《回鹘文献汇编(Uigurica)》第1卷。）。1971年，罗伯恩和舒尔茨联合出版特肯整理的《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九、十品的集注本（注：特肯(S.Tekin)《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九至十品研究(Die  Kapitelüber  die  Bewubtseinslehreim  uigurischen  Goldglanzsūtra)》，威斯巴登，1971年。）。根据柏林的同类文书，茨默论述了第二品中的比喻与序品（注：茨默《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二品与序品(O  vtoroj  glave  sutry"  Zolotoj  blesk")》，载《突厥学研究·阔南诺夫70寿辰纪念专集(Turcologica.Festschriftzum  70.Geburtstag  von  A.N.Kononov)》，列宁格勒，1976年，第341～347页。）。柏林藏品的全部出版直到最近才由茨默整理完成（注：茨默(Peter  Zieme)《金光明最胜王经(Altun  Yaruq  Sudur)》（＝《柏林藏吐鲁番文献(BTT)》第18种），柏林，1996年。）。

　　关于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翻译时代，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拉德洛夫和马洛夫认为该经译于13～14世纪，同时认为用词与语法又与8～9世纪的回鹘语摩尼教文献之语言相似（注：拉德洛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