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rSammelhandschrift  aus  Dunhuang  British  Museum  Or.8212-109)》，布达佩斯，1978年。）。陶贝整理的一件双语文书小残片，可视作回鹘与藏族发生关系的进一步证据（注：陶比(M.Taube)《柏林吐鲁番收藏品中的吐蕃文献(Die  Tibet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柏林藏吐鲁番文献(BTT)》第10种），柏林，  1980年，第120号文献。）。回鹘文佛典中还有一些译自梵文的经典，不过译成的时代都不早。有两份回鹘文经典的题记称他们是从梵文译过来的，译成于蒙古统治时期。第一件为哈蔡所发表木版印刷品残片，其中有《佛说决定毗尼经》的部分译文（注：哈察(G.Hazai)《柏林“吐鲁番收藏品”中的回鹘文木刻印刷品残卷(Ein  uigurisches  Blockdruckfragment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4卷，1976年，第231～234页（附图1～5）。），题记称其为生活于14世纪的必兰纳识里所译。

　　自佛教初入新疆开始，梵语经典就已被人们译为当地语言的文本。在9世纪中叶回鹘成为新疆主体民族之前，译语主要是印欧语系诸语，如甲种吐火罗语（即焉耆语）、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语）、于阗塞语和粟特语。用这些文字书写的经典后来被回鹘人作为译经的底本，而事实是，我们仅知有一两部佛经译自吐火罗语文本。敦煌发现的回鹘文《阿烂弥王本生故事》似乎也与龟兹语有某些关联（注：杨富学《敦煌本回鹘文〈阿烂弥王本生故事〉写卷译释》，载《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第89～101页。）。于阗塞语，甚或粟特语虽然对佛教术语的发展影响强烈，但回鹘文中却没发现译自这两种语言的文献。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毛埃和罗伯恩所研究的两件回鹘文《妙法莲华经》残片有可能源自粟特语（注：毛埃、罗伯恩《关于〈妙法莲华经〉之古突厥语译本(Zur  alttürkischen  Version  des  Saddharmapundarīka-Sūtra)》，载《中亚杂志(CAJ)》第24卷，1980年，第251～273页。）。

　　上述所有文献都是译作，下面我们将介绍那些由回鹘人自己创作的作品，其中主要是一些佛教诗歌。

　　阿拉特通过对古回鹘文作品的研究，将押头韵的诗歌从散文文献中分离出来，著成《古代突厥语诗歌(Eski  Türk  Siiri)》（安卡拉，1965年）一书。在第12号文献中整理了佚名诗人所作赞美《般若波罗蜜多经》的颂诗，后来他又将其作为附录编入新出版的《说心性经》（编号Or.8212-108）辑本中（注：特肯《元代回鹘文佛教文献》，第143～150页。）。茨默则指出，《古代突厥语诗歌》中的第16、21号文献其实是《普贤行愿》回鹘文译本的一部分，第24号有该经木刻本的题记（注：茨默《回鹘文〈普贤行愿〉(Zum  uigurischen  Samantabhadracaryāpranidāna)》，载《包姆巴奇纪念突厥学研究论集(Studia  turcologicaMemoriae  Alexii  Bombaci  Dicata)》，那不勒斯，1982年，第599～609页。）。第18号文献则是义净《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五品的诗化（注：茨默《回鹘文佛教头韵诗(Be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柏林藏吐鲁番文献(BTT)》第13种），柏林，1985年，第13号文献。），作者为夔夔。此人还曾把汉文《观无量寿经》（《大正藏》第365号）变为诗歌体。这一结论，对《古代突厥语诗歌》之第19、20号文献的排列提供了依据（注：茨默、百济康义《ウイグル语の观无量寿经》，京都，1985年。）。庄垣内正弘集注了大英博物院藏编号为Or.8212-75A的文书。该文献由三篇押头韵的诗歌写成，似为古代佛教徒在讲说《观音经》之后吟诵的譬喻（注：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语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