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igurisches  Sündenbekenntnis)》，载《东方学报(AOH)》第22卷，1969年，第107～121页；沈立元《回鹘文〈佛教徒忏悔文〉译释》，载《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第25～33页。）。中村不折藏品的第3件也是一部以头韵诗写成的忏悔文书（注：前揭庄垣内正弘《中村不折氏旧藏ウイグル语文书断片の研究》，第015～019页。）。与之相关的还有茨默整理刊布的回鹘文诗体《收获(Emtesegen)》文书（注：茨默《回鹘人的收获(Ein  uigurischer  erntesegen)》，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3卷，1975年，第109～143页。）。牛汝极与茨默研究刊布了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出自敦煌的回鹘文皈依三宝愿文（注：牛汝极、茨默《一件回鹘文皈依三宝愿文研究(The  Buddhist  refuge  formula.An  Uigur  manuscript  from  Dunhuang)》，载《突厥语研究年报(Türk  Dili  Arastirmalari  Yillgi  Belleten》第6期，1995年，第41～56页。）。杨富学、邓浩则研究了柏林藏吐鲁番出土的一则回向文（注：杨富学、邓浩《回鹘文〈七星经〉回向文研究—兼论回鹘佛教之功德思想》，载《敦煌研究》  1997年第1期，第158～172页。）。毛埃和罗伯恩则发表了一件用婆罗谜文书写的梵、回鹘双语文书残片（注：毛埃、罗伯恩《吐鲁番双语残卷(Ein  Zweisprachigen  Fragment  aus  Turfan)》，载《中亚杂志(CAJ)》第20卷，1976年，第208～221页；《对“吐鲁番双语残卷”的新认识(Neue  Einsichten  zum  "Zweisprachigen  Frahment  aus  Turfan")》，载《中亚杂志(CAJ)》第22卷，1978年，第134～135页。）。

　　酒泉发现的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1326年）（注：耿世民、张宝玺《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第253～264页。）、吐鲁番发现的回鹘文《土都本萨里修寺碑》（注：特肯(S.Tekin)《吐峪沟出土768～780年间的回鹘文佛教造寺碑(Die  uigurische  Weihinschrift  eines  buddhistischen  Klosters  aus  den  Jahren  767-780  in  Tuyoq)，载《乌拉尔—阿尔泰学年鉴(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第48卷，1976年，第225～230页；耿世民《回鹘文〈土都木萨里修寺碑〉考释》，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第77～83页。)和1345年刻写的居庸关过街塔《造塔功德记》（注：罗伯恩(K.附图{B902b07})、色尔特卡亚(O.F.Sertkaya)《居庸关过街塔门古突厥语碑铭(Die  alttürkisce  Inschrift  am  TorStūpa  von  Chu-yung-kuan)》；载《德国东方学会杂志(ZDMG)》第130卷，1980年，第304～339页。）也都是回鹘佛教研究的宝贵资料。吐鲁番发现的两件回鹘文木杵文书早在1913年便由缪勒刊布（注：缪勒(F.W.K.Mülller)《吐鲁番出土的二则木杵铭文(Zwei  pfahlin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载《普鲁士科学院论文(APAW)》，1915年，第3～13页。），杨富学又对之作过重新研究（注：杨富学《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木杵铭文初释》，载《甘肃民族研究》1991年第4期，第76～85页。）。新疆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回鹘文中心木也得到了刊布（注：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回鹘文中心木》，载《吐鲁番学研究专辑》，乌鲁木齐，1990年，第359～368页。）。

　　敦煌、吐鲁番石窟中的为数丰富的回鹘文题记对回鹘语言的研究也很有意义，只是由于其风化严重或本身就不太清楚等，迄今发表者不多。卡拉研究了敦煌莫高窟第217窟的两则发愿文（注：卡拉(G.Kara)《敦煌所见回鹘文发愿文(Peti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