В．В．Радлов）、马洛夫（С．Е．Малов）《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Suvarnaprabbasa“СУТРА　ЗОЛОТОГО　БЛЕСКА”，Тексть　уйгурской　редакщи）》，圣彼得堡，1913～1917年，第14～15页。）而茨默则认为该经应译于10世纪（注：茨默《关于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О　Второй　ｚｎａве　сутры“эолтой　блеск”）》，载《突厥学研究(Turcologica)》，列宁格勒，1976年，第341页。）学界多倾向后一说。此经的跋尾明确地告诉我们，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是别失八里人胜光法师所译。该经以其字迹清晰，部头大且比较完整，而特受学界重视，长期以来成为世界突厥学家们从事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

　　该经以义净译《金光明景胜王经》为底本，但比汉文本多出了张居道因抄写《金光明经》而起死回生和某妇人以诵该经而除病的内容（注：对这两个故事的研究，参见恰合台(S.Cagaray)《〈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两个故事研究(Altun  Yaruktan  ikiparca)》，安卡拉，1945年；马洛夫《古代突厥文献（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бменности）》，莫斯科—列宁格勒，1951年；茨默《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传说(Zu  den  Legenden  im  uigurischen  Goldglanz-sutra)》，载《突厥学报(TUBA)》第1卷，1977年，第149～156页以及对此文的补正（载《突厥学报》第2卷，1978年，第168～169页）。），系胜光法师由《忏悔灭罪传》（参见敦煌写本P.2099等）译补。此外还多出了《四天王赞》（注：此经之梵文本已无存，回鹘文本较藏文本更为完整。）（译自藏语）、《八大圣地制多赞》（注：毛埃(D.Maue)、罗伯恩(K.附图{B902b01})《古回鹘文本〈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八大圣地制多赞〉(Ein  Caityastotra  aus  dem  alttürkischen  Goldglanz-Sūtra)》，载《德国东方学会杂志(ZDMG)》第129卷，1979年，第282～320页。）（译自梵语）和书末的回向文（注：特肯《功德回向(Buyan  evirmek  tevcihi>)》，载《阿拉特纪念集(Resid  Rahmeti  Arat  icin)》，安卡拉，1966年，第390～411页。）（当为抄经者所撰）。

　　其中的《八大圣地制多赞》，由于没有采用诗体结构，以理度之，应是从藏文（而非梵语）翻译过来的，最有力的证据恐怕就是首页上除了梵文题款外，赫然可见藏文尾跋（当然也有回鹘文标题）。

　　在东方流传甚广的大乘经典《妙法莲华经》（注：杨富学《〈法华经〉胡汉诸本的传译》，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43页。）也有十余件写本先后被甄别出来。1911年，拉德洛夫在其所著《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Kuan-si-im  Pusar.Eine  türkische  übersetzung  des  XXV.Kapitels  de  Chinsischen  Ausgada  des  Saddharmapundrika)》中研究释读了圣彼得堡收藏的该文献，附有德译及详细的疏证和原文模拟。日本收集品则由羽田亨于1915年进行了研究（注：羽田亨《回鹘文法华经普门品の断片》，载《东洋学报》5卷3号，1915年，第394～407页。）。特肯(S.Tekin)则研究刊布了梅因茨科学与文学研究院收藏的两件写本（注：特肯《回鹘文文献(Uygurca  metinler)》第1卷《观世音菩萨(Kuan  si  im  Pusar)》，埃尔祖鲁姆，1960年。）。另有一件文书，1911年由德国学者缪勒研究刊布（注：缪勒(F.W.K.Müller)《回鹘语文献(Uigurica)》第2册，载《普鲁士国家科学院论文(APAW)》，1910年，第2号，柏林，1911年，第3件文献。）。1980年，毛埃和罗伯恩整理出回鹘文《妙法莲华经》写本中《普贤菩萨劝发品》的两件残片（注：毛埃、罗伯恩《关于〈妙法莲华经〉之古突厥语译本(Z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