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türkischen  Version  des  Saddharmapundarika-Sūtra)》，载《中亚杂志(CAJ)》第24卷，1980年，第251～273页。）。后来，茨默在柏林藏品中又发现该经的另外两件残片（注：茨默《两件新回鹘文〈妙法莲华经〉残片(Zwei  neuc  alttürkische  Saddharmapun-darīka-Fragmente)》，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16卷，1989年，第371～376页，图版20。）和5件出自该经的偈颂（注：茨默《〈法华经〉偈颂(Der  Essenz  sloka  des  Saddharmapundarīka  sūtra)》，载《欧亚研究——罗纳·塔斯教授纪念文集(Varia  Eurasiatica.Festschrift  für  Professor  AndrasRona  Tas)》，塞格德，1991年，第249～269页。）。这十多件已刊或未刊的残卷中，属《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或单行本《观音经》者有5件，其余则分属它品。百济康义发现邦格和葛玛丽《突厥吐鲁番文书》第5卷（注：邦格(W.Bang)、葛玛丽(A.von  Gabain)《吐鲁番突厥文献(TTT)》第5卷，载《普鲁士科学院学报(SPAW)》，1931年，第323～356页。）中的B号文书是从《妙法莲华经玄赞》（《大正藏》第1723号）翻译过来的（注：百济康义《〈妙法莲华经玄赞〉回鹘语译本(Uigur  Translation  of  the  Miao-fa-lian-hua-jing  Xuan-zan)》(1)，《佛教学研究》第36卷，1980年，第49～65页。）。他还辨认出斯德哥尔摩藏品中的一叶残片和68张仅存照片而原件已不知去向的同属《妙法莲华经玄赞》的回鹘文残卷（注：百济康义《妙法莲华经玄赞のウイクル译断片》，载护雅夫（编）《内陆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东京：山川出版社，1983年，第185～207页。）。

　　在现存回鹘文写本中，存量最丰富的当属汉僧伪撰的《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大正藏》第2897号）。该经在中国内地的汉传佛教中并不流行，正规的大藏经多未收录，有趣的是，该经却是迄今所知回鹘文佛经残卷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种经典，其抄本、刻本残卷在西域、敦煌诸地都时有发现。在考察这些残片的时候，人们总会发现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当年，邦格、葛玛丽等在研究柏林收藏的写本时，就将其划分为72种不同的版本（注：邦格(W.Bang)、葛马丽(A.von  Gabain)、热合马提(G.R.Rachmati)《吐鲁番突厥语文献(TTT)》第6卷，载《普鲁士科学院学报(SPAW)》，1934年，第9页；山田信夫《ウイジクル王国の佛教文化》，《东洋学术研究》18卷1期，1979年，第80～82页（张桐生译载《丝路与佛教文化》，台北：业强出版社，1987年，第139～140页；陈世良译载《新疆社会科学情报》1988年第11期，第7页）。以后又新发现此经写本89种（注：葛玛丽(A.von  Gabain)《婆罗迷文文献(Texte  in  Brāhmīschrift)》，载《吐鲁番突厥语文献(TTT)》第8卷，柏林，1954年，第71～72页；小田寿典《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新残片（New  Fragments  of  the  Buddhist  Uigur  Text  附图{B902b02}  yaruq)》，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10卷，1983年，第125～142页。），如加上北京、伦敦、圣彼得堡及日本各地所收藏的写本、刻本，其种类就已达186种之多。日本学者小田寿典经过细致地研究后认为，该经融摄了波斯的信仰成分。他还认为这诸多写本在年代上可分为三个种类，亦即分属三个阶段。在最初的阶段，波斯拜火教思想非常浓厚。后来的写本则对前面的有所修改，越靠后，修改的地方就越多，波斯信仰也就逐渐被排除（注：小田寿典《トルコ语本八阳经写本の系谱と宗教思想的问题》，载《东方学》第55辑，1978年，第104～118页。）。大凡有回鹘文写本收藏的单位，都可看到此经残卷，其中保存最完好的当属伦敦大英博物院（注：主要研究著作有邦格、葛马丽、热合马提《吐鲁番突厥语文献(TTT)》第6卷，第1～102页；李盖提(L.Ligeti)《论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Auto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