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  附图{B902b02}  Yaruq)》，载《突厥学研究（Studia  Turcica)》，布达佩斯，1971年，第291～319页；小田寿典前揭《トルコ语本八阳经写本の系谱と宗教思想的问题》，第104～118页。）和日本龙谷大学（注：羽田亨《回鹘文の天地八阳神咒经》，载《羽田博士斯史学论文集》下篇，言语·宗教篇，京都，1975年，第64～137页。）的藏品。前者保存466行，后者存留405行。对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的研究，日本学者小田寿典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主要致力于日本所藏该经写本的刊布与研究，先后发表的论文有十数篇（注：举其要者有《龙谷大学图书馆藏ウイグル文八阳经の断片拾遗》，载护雅夫（编）《内陆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东京：山川出版社，1983年，第161～184页；《ウイグル文八阳经‘大谷氏所藏断片’追考》，载《丰桥短期大学研究经要》第1号，1984年，第91～100页；《龙谷大学图书馆藏ウイグル文八阳经の版本断片》，《丰桥短期大学研究纪要》第4号，1987年，第25～38页；《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的新残片(New  Fragments  of  the  Buddhist  Uigur  Text  S?kiz  yükm?kyaruq)》，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10卷，1983年，第125～142页；《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印本残片(Uighur  Fragments  of  the  Block-Printed  Text  S?kiz  Torlügin  yarumimpi  Nom  Bitig)》，载《突厥语言与文学杂志(Türk  Dili  ve  Ededbiyati  Dergisi)》第24、25卷，1980～1986年号，第325～347页。）。

　　东京中村不折藏本由庄垣内正弘作了研究（注：庄垣内正弘《中村不折氏旧藏ウイグル语文书断片の研究》，《东洋学报》第62卷，1979年，第02～010页。）。北京藏本已由冯家ｓｈēｎｇ＠①刊布（注：冯家ｓｈēｎｇ＠①《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兼论回鹘人对于〈大藏经〉的贡献》，载《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第183～192页。），乌鲁木齐也有所藏，已由维吾尔族学者卡哈尔·巴拉提研究刊布（注：卡哈尔·巴拉提(Kahar  Barat)《胜光法师译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singqo  sali  tutung  Traducteur  du  附图{B902b03}  Yükmak  Yaruq  nom)》，载《亚细亚学报(JA)》第28卷，1990年，第155～166页。）。

　　译经之时代，多认为在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后不久，但抄写与刻印的时间跨度较大。如敦煌本，就正字法特点看，似属10～11世纪之遗物。而北京本在第1、2大张所绘“如来说教图”的下面标有“陈宁刊”三字。陈宁其人在元刊《碛砂藏》、《至大重修宣和博物图》、《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等处均可见到。据考，陈宁的雕版活动主要在元代中叶（注：张新鹰《陈宁其人及回鹘文〈八阳经〉版刻地——读冯家ｓｈēｎｇ＠①先生一篇旧作赘言》，载《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第128～130页。）。推而论之，北京藏《八阳经》的刊刻亦应在此时，刻版地点是在杭州。可见此经在回鹘流行的时间不短，反映了回鹘佛教与中原之关系。

　　《金刚经》在我国有多种译本，相当于玄奘译《大般若经》第九会，回鹘文本可能是9～10世纪间于敦煌译成的。属于此经的回鹘文残卷已知者有10件，1件（1叶）藏吐鲁番博物馆，为《妙行无住品》（注：多鲁坤·阚白尔、斯拉菲尔·玉素甫《吐鲁番最近出土的几件回鹘文书研究》，载《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第4号，神户，1988年，第79～80页；《柏孜克里克新发现的回鹘文书四件》，载《新疆社会科学》（维吾尔文版）1985年第1期，第71～74页。）。另1件存美国普林斯顿盖斯特图书馆（注：布里特(J.O.Bullitt)《普林斯顿收藏的敦煌写本残卷(Prince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