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  Manuscript  Fragments  From  Tunhuang)》，载《盖斯特图书馆馆刊(The  Gest  Library  Journal)》第3卷第1、2合期，1989年，第18页，图7（李吉和、杨富学译载《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1期，第111～116页。）。其余8件均藏于柏林，由哈察与茨默研究刊布（注：哈蔡(G.Hazai)、茨默《回鹘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残卷(Fragmente  der  uigurschen  Version  des"Jin“gangjing  mit  den  Gāthās  des  Meister  Fu")》（＝《柏林藏吐鲁番文书(BTT)》第1种），附有井之口泰淳所作附录，柏林，1971年。）。在刊布之前，井之口泰淳即依据一些残片的线索，辨认出该译本依据的是敦煌汉文本《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在每品正文之后都穿插有偈语。该经中的诗句是据汉文翻译的，但议论部分却为回鹘文译者的发挥，此可作为回鹘人创造性思维的一个例证。

　　即使无残片证明，我们也可以推测出，回鹘人曾经翻译过般若部文献。但在全面地调查了柏林藏本之后，仅发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部分残片。在尚未出版时，井之口泰淳通过他所找到的线索，很容易地确认前述残卷应为汉地佚名作者所撰伪经《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大正藏》第2732号）的回鹘文译本。其中，每段散文之后都插有偈语。茨默指出，序言中出现的那位“不知名的”志公，其实就是梁武帝(502～550)所崇奉的高僧宝志(425～514)（注：茨默《1970年以来吐鲁番敦煌回鹘文宗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Editions  and  Studies  of  Uigur  Texts  from  Turfan  and  Dunhuang  since  1970)》，载《中亚杂志(Journal  of  Central  Asia)》第6卷1期，1983年，第84页；《突厥佛教称号与术语(Sur  quelques  Titres  et  noms  des  Bouddhistes  Turce)》，载《中亚及其周邻(L“  Asie  Centrale  et  ese  voision,Influences  réciproques)》，巴黎，1990年，第133～134页。）。

　　伪经《父母恩重经》对回鹘人也不无影响。该经之回鹘文译本见藏于中村不折收集品中，由庄垣内正弘发表（注：前揭庄垣内正弘《中村不折旧藏ウイグル语文书断片の研究》，第010～015页。），但他未能查明此经的来源；依据后来新发表的一些残片，茨默认定其肯定与汉文伪经《父母恩重经》有关（注：茨默《1970年以来吐鲁番敦煌回鹘文宗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第98页。）。

　　回鹘文本《阿含经》都是从汉语翻译过来的，最明显的特征是在回鹘文本中不时穿插有汉字，有短语，有词组，有词汇，也有单个的词，尤以文书开首最常见，然后逐字逐句直译。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所藏的16叶残卷由庄垣内正弘先后编订出版（注：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语·〈阿含经〉拔粹佛典につぃて》，载《神户外大论丛》第31卷第1期，1980年，第1～22页；《一叶卷轴装回鹘文〈杂阿含经〉断片(On  the  Roll-typed  Fragment  of  the  Uigur  Samyuktagamasūtra)》，载《内陆亚细亚研究》第1卷，1981年。）在柏林收藏品中亦有不少《阿含经》写本，计达17件（注：百济康义、茨默《回鹘文〈阿含经〉残卷(Uigurische  Agama-Fragmente)》(1～2)，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10、17卷，1983、1990年，第269～318、130～145页。）。另外，日本奈良天理图书馆（注：百济康义《天理图书馆藏ウイグル语文献》，《ビフリア》第86号，1986年，文献A，第172～177页。）、法国国立图书馆（注：百济康义《ウイグル译〈别译杂阿含经〉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