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lliot  ouigour  218“の意味するてと——》，载《佛教学研究》第45·46号，1991年，第99～124页；同氏《伯希和回鹘文写本第218号之重要性(Pelliot  ouigour  218:Its  Significance)》，载《中亚文书与档案研究(Documents  et  Archives  provenant  de  1“  Asie  Centrale)》，东京，1990年，第167～174页。）、北京图书馆（注：张铁山《敦煌本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卷研究》，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348～355页；《回鹘文〈增壹阿含经〉残卷研究》，载《民族语文》1997年第2期，第28～33页。）、北京大学图书馆（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第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25页。）及日本京都（注：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语文献·〈阿含经〉拔粹佛典につぃて》，载《神户外大论丛》第31卷第1期，1980年，第1～22页；《ウイグル文〈中阿含经〉断片四叶につぃて》，载《神户外大论丛》第32卷第1期，1981年，第87～185页；《ウイグル语·ウイグル语文献の研究》Ⅰ，神户，1982年，第85～185页；Ⅱ，神户，1984年，第1～92页。）等都有收藏。近期，敦煌莫高窟北区第53窟又新发现《杂阿含经》残片1叶（注：张铁山《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叶研究》，《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第101～106页。）。

　　回鹘文本《华严经》今存两种译本，一为《四十华严》，一为《八十华严》，前者的回鹘文残卷早在1911年便由拉德洛夫发表，但当时不知其名（注：拉德洛夫(W.Radloff)《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Kuan-si-im  Pusar.Eine  türkische  überetzung  des  XXV.Kapitels  de  Chinsischen  Ausgada  des  Saddharmapundrīka)》，圣彼得堡，1911年，第103～109页。），后经研究、辨识，知为《四十华严·普贤行愿品》残叶（注：石滨纯太郎《回鹘文普贤行愿品残卷》，载《羽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东洋史研究会，1950年，第63～73页。）。1953年，日本学者羽田亨又研究刊布了吉川小一郎于吐鲁番所获的属《四十华严》第33卷的5叶半回鹘文残卷（注：羽田亨《トルコ文华严经断简》，载《关西大学东洋学术研究所论丛.6.石滨先生还历记念论文集》Ⅰ，大阪：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53年，第1～29页，附图1。）。从最后一叶的题跋知，《四十华严》回鹘文译本出自安藏之手。茨默发表了柏林藏木刻本《四十华严》尾部普贤行愿赞的12行跋文，知其刻印于1248年，他还发现柏林所藏吐鲁番写本中尚存有《四十华严》的其他残卷（注：茨默《回鹘文〈华严经〉(Zum  uigurischen  Samantabhadracaryāpranidhāna)》，载《鲍姆巴奇纪念突厥学论集(Studia  Turcologica  Memoriae  Alexii  Bombaci  Dicta)》，那不勒斯，1982年，第601～604页。）。

　　现知《八十华严》的回鹘文写本不多。日本羽田明处藏有9叶残卷照片，但原件不知去向（注：百济康义、小田寿典《ウイグル译八十华严残简》，载《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2集，1983年，第176～205页。）。有幸的是，该译本的回鹘文残卷在国内已发现3张，其中有2张现藏兰州甘肃省博物馆（注：耿世民《甘肃省博物馆藏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一），载《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3期，第68～77页；《甘肃省博物馆藏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二），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第84～89页。），1张藏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注：耿世民《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载《民族语文》1986年第3期，第59～65页。）。但译者不详，有人认为可能亦为安藏所译，但笔者不以为然。在历史上，由一人译某部经之多种版本的情况还是很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