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uan-Zang Bioraphie,ein Beitrag zum 7.Kapital)》，载《中亚研究(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第19卷，1986年，第253～277页。）进了研究。最近，卡哈尔·巴拉提又研究了该写本的第3卷（注：卡哈尔·巴拉提(Kahar Barat)《回鹘文玄奘传第3卷(The Uighur Xuanzang biography.Volume Ⅲ)》，载《突厥学报(TUBA)》第16卷，1992年，第5～65页。）。吉美博物馆所藏已有少部分业经葛玛丽作了研究（注：葛玛丽《回鹘文玄奘传译本(Die uigurische übersetzung der Biographie Hüentsangs)》，载《普鲁士科学院论文(APAW)》，1935年，第3～32(151～180)页。）。从近年发表的资料看，柏林也藏有《玄奘传》写本残片，已知有两件，属于别本（注：百济康义、茨默《两件回鹘文〈玄奘传〉未刊残卷(Fragmente zweier unbekannter Handschriften deruigurischen Xuanzang-Biographie)》，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11卷，1984年，第136～148页。）。后来，托尔斯太又整理发表了该馆所藏123页中属于卷4的42叶（注：托尔斯泰(J.P.C.Toalster)《回鹘文〈玄奘传〉第四品译注(Die uigurische Xuan Zang Biographie.4.Kapitel mit übersetzung und Kommentar)》，吉森，1977年。）。最近，维吾尔族学者卡哈尔·巴拉特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对回鹘文《玄奘传》之第7、10卷进行了细致研究（注：卡哈尔·巴拉特(Kahar Barat)《回鹘文〈玄奘传〉第9、10卷(The Uigur Biography of Xuanzang)》，布鲁明顿，2000年。）。回鹘文《玄奘传》虽为译本，但由于其篇幅较大，字体清晰，保存比较完好，对回鹘历史文化与语言文字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东晋高僧慧远的传记也被译成了回鹘文，有写本出土于鄯善七克台。现存1叶，梵夹式，似属10世纪左右之遗物，内容述及慧远及其弟子僧济的情况，但在汉籍中找不到对应的文献，当为汉文典籍之改编（注：卡哈尔·巴拉提《回鹘文写本〈慧远传〉残页》，载《文物》1987年第5期，第92～94页；《回鹘文献二件》，《新疆文物》（维文）1986年第1期，第14～18页。）。
回鹘人翻译的阿毗达磨文献也不少。百济康义鉴定出一部前所未知的《入阿毗达磨论》（《大正藏》第1554号）的注释书（注：百济康义《入阿毗达磨论の注释书につぃて》，载《印度学佛教学研究》29卷第1期，1980年，第72～77页。）。《阿毗达磨俱舍论》（《大正藏》第1558号)的回鹘文译本一柏林藏有一叶残片，斯德哥尔摩藏有16叶小残片。同时，他考证伊斯坦布尔藏品中的一件残片，成功地辨认出那是《阿毗达磨俱舍论本颂》（《大正藏》第1560号）的一部分（注：百济康义《一叶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本颂〉残卷(A Fragment of an Uigur Version of the Abhidhar-makosakarika)》，载《亚细亚学报(JA)》第269期，1981年，第325～346页。）。他还发现了一件以前不为人知的《阿毗达磨俱舍颂》（注：百济康义《ウイグル译〈俱舍论颂注〉一叶》，载《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28卷第2期，1980年，第44～48页。）和一部尚难定名的阿毗达磨文献。后者述及五十二心说相应的学说体系（注：百济康义《一件未知的回鹘文阿毗达磨文献残卷（五十二心所を说くウイグル译アビグルマ论书断片）》，载《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26卷第2期，1978年，第81～84页。）。
日本京都有邻馆所藏阿毗达磨文献亦由百济康义研究刊布（注：百济康义《ウイグル译〈阿毗达磨俱舍论〉初探——藤井有邻馆所藏断片》，《龙谷大学论集》第425期，1984年，第65～90页。），甘肃省博物馆所藏则由耿世民研究刊布（注：耿世民《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研究》（一、二），载《民族语文》1987年第1期，第56～61、50页；《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第86～90页。）。敦煌研究院藏的一叶回鹘文残卷从字体与用词特点看，似亦属同一写本，但残损过甚，未能复原（注：杨富学、牛汝极《敦煌研究院藏的一页回鹘文残卷》，载《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第33～36页。）。最近，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属于同一回鹘文《俱舍论》写本的一叶残卷也已刊布（注：张铁山、王梅堂《北京图书馆藏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载《民族语文》1994年第2期，第63～70、7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