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工程师应该是改革的代理人。我们应该带领其他行业的工程师进行变革,使其认识到这是一个变化中的世界。不幸的是,我们现在没有做到。也许还有地方需要工业工程师去提高效率,但这不会使我们成为改革的代理人。为了成为改革的代理人,工业工程师应该擅于评估社会的需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对热门的研究主题亦步亦趋。虽然效率在某些行业仍然非常重要,但是其它行业所关注的问题已经超越了效率的范畴。工业工程师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必须富有创意。只有置身于发展新思维的前沿,我们才有希望成为社会中有号召力的领导者。

        满足当地需求是贴近社会的基本和首要方式。与其他工业工程系一样,香港中文大学的工业工程系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其课程设置、教学和研究与香港社会相适应。他们没有拷贝美国的程序,而是通过建立金融工程和开发人机界面软件来帮助香港社会进行双语翻译。工业工程师应对全球社会以及人类知识库有所贡献。如果有一天,无人知晓我们曾做过的事情,那这一行业就该从生活中消失了。

        在工程领域,工业工程师既擅长技术,又可胜任管理。在工程方面,我们应该侧重设计问题,而优化、仿真和建模是设计过程中的关键步骤。设计、建模和仿真使我们能够正确地使用信息。但是切忌把模型建在错误的对象上。首先去理解问题,然后用已有的工具建模。传统的工业工程聚焦在工具上,现在需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问题本身上。模型建立之后,应尝试将其应用到现实的工业问题上。不要在虚拟的问题上下功夫,除非你的专长是虚拟现实。虚拟化乃是手段,研究虚拟现实的宗旨在于模拟复杂现象。虚拟现实的目的不在于虚拟,而是通过解决虚拟问题以找到虚拟化的真实方案。要想成为优秀的改革代理人,我们不能忽略工业工程的管理方面。经典的工程管理方法可以解决侧重管理的工业工程部门的多种问题。此类方法同样可用于提高效率和改善质量。随着社会日趋进步,技术管理将逐渐受到关注。

        我们来看一个考察高科技信息和生物科技信息学影响的例子。为了弄懂生物信息学,我出席过约二十个由一流学者主讲的研讨会。结果令我非常吃惊。首先,95  %的演讲内容是关于优化的,而这些主讲人并不熟悉由工业工程师开发的优化技术。其次,几乎没有工业工程师(特别是优化专家)  从事生物信息学或了解这门学科。适当的定位对任何事而言都是必需和重要的。工业工程也不例外。我们需要更加面向系统、具备商业头脑和乐于创新。如果在美国高科技公司任职,你需要更加高科技化。不具备高科技知识可能是美国大学中工业工程系数量减少的原因之一。如果处在一个成长的市场里,你需要注重效率,也就是说具有商业头脑,并且这种商业意识应是基于技术的。不只是一味埋头苦干。努力工作虽重要,但还不够。

        在拥有数量的同时,关键是保持高质量。面对相当多的大学和工业工程学生,是否有足够高质量的师资和教材?  学生仅仅是为获取学位还是具有一定的专业能力?  工业工程学位是社会的基本因素还是可有可无的调节剂?  更进一步,为什么美国的大学有如此多外国工业工程博士生?  毕业后他们将在市场中如何定位?  如果有一天外国学生对美国工业工程博士学位失去了兴趣,又会怎样?其它国家有培养工业工程师的战略计划吗?  其工业工程项目是被监控和评估吗?  最重要的是我们应承担起社会责任。对当地社会而言,什么是最理想的学位?  对学生来说,什么是最佳的课程设置?我们仍在提供已经过时的东西吗?工业工程师还应该做些什么?  为了找到我们的位置,为了生存,我们需要成为一流的工业工程师,而不是二流的数学家、二流的社会学家、二流的制造者,等等。为了找到合适的定位,我们需要认识社会。如果没有恰当的位置,我们将不会被社会所承认。